《別讓片場變成修羅場》

我今晚要公布一份我很不想公布的文件。因為它指涉的內容讓我很不舒服也很沉痛。但是我受到中正傳播系畢業生依依的委託，必須要做這件事。
影視傳播科系的學生，很多人非常熱愛影像，在學期間或者畢業之後，都有在業界實習或工作的經驗。雖然台灣影視圈有不少陋習，但是年輕人為了培養實力，想要參與製作更好的台灣電影，也只能為自己打氣加油。
業界有很多傑出的工作者，對培養後進不遺餘力，但是不幸也有些成名敗類，利用學生的理想性和有限的社會經驗，進行令人難以忍受的性騷擾和性侵犯，我的學生在劇組發生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。
經過了11年，依依才有勇氣和較好的身心條件描述當年的遭遇，我實在很難想像有多少類似遭遇的年輕學生，可能還陷在無路可出的陰影裡。身為曾經教導依依的老師，我很慚愧對她當年受到這樣的傷害毫無所知。身為台灣的影像工作者，我想要嚴厲譴責加害他的劇組導演和攝影師。
依依曾經付出慘痛的身心代價及自我療癒，在今年的Metoo風潮裡才能挺身而出，有人可能視為只是眾多案例之一。但是我認為面對每一個個案，我們都要努力發聲，即使未必能讓加害人受到法律制裁，也要誏不知悔改的他們，付出社會性的代價。必須讓毫無專業倫理的所謂專業工作者，沒有臉面在原先的圈子立足，否則受害者將會層出不窮，甚至禍及你們的親朋好友及下一代。
所以我們需要你們的聲援，麻煩大家分享轉傳，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持。我個人也呼籲當年知情但是沒有出面救助的朋友，可以在未來的法律程序作証協助依依。
最後，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的受害者，所以設立下面的信箱，請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。即使是別的電影劇組發生的類似情事，也可以投到這個信箱，如果願意公布內容的話，也請附註告訴我們。
投訴信箱：
metoofilmmaking2023@gmail.com
2012年7月，我大學三年級，在電影長片《阿嬤的夢中情人》擔任實習生，那是一個沒有支薪、全靠燃燒熱情的「工作」。
在阿榮片場的攝影棚裡， 導演北村豐晴不知為何產生一個念頭，希望能拍攝當天根本沒有發通告的女演員的畫面。於是助理導演在現場到處拜託，希望哪一個女性工作人員能夠作為替身。當時我在梳化間裡，助導盯著我，突然眼睛一亮，問我：「可不可以當一下替身？」我不知道替身實際上要做什麼，但是為了電影，我當然義不容辭。
然後我被帶去換上為女演員量身訂做的高衩旗袍，人生首次穿上吊帶襪。我被帶到攝影棚裡，好多陌生的男性工作人員盯著我看，還對我吹口哨，那種感覺很詭異，我好像某種珍奇異獸被展示，而且門票不用錢。北村豐晴很高興，要我坐在精緻的景片裡，一張化妝椅上，接著叫我把絲襪脫了，北村豐晴說：「這一幕要演某個男演員偷窺你脫絲襪。」演練幾次以後，連攝影指導周宜賢都跑來指導我，腿要抬到什麼高度、手要何等姿態力道才顯得性感。
然後整個攝影組都移駕到我的裙底下，對，我的高衩旗袍裙底下，這可能是我和Arri Alexa最親密的接觸了。包含攝影指導有四個男人，屏氣凝神蹲在我高抬的腿下方，我想可能我男朋友都沒有用這種角度看過我。北村豐晴盯著monitor要我腿抬高一點、再高一點，旗袍往上撩，整個攝影組都很開心，然後rolling！我們有模有樣地拍了好幾個take，還拍了特寫，周宜賢稱讚：「看起來很情色、很有。」最後一顆鏡頭拍完之後，北村豐晴跑過來拍拍我的肩，跟我道謝：「這是為藝術犧牲！」
然而，這些畫面後來一個鬼影子都沒有出現在正片中，到底為什麼要拍？
當時我告訴自己，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是嚇唬不了我的，我持續奉上對電影的熱情，希望擔任好一位實習生的角色，讓導演看見且認同我的努力。然後有一天，北村豐晴不高興了，那是一場穿裙子的女主角爬牆要落地、意外踩在男主角肩頭進而讓他看見自己內褲的戲。我是女主角的光替，於是我套上戲用裙子，將裙襬套在攝影機上頭，非常似曾相識地，整個攝影團隊又開始專注凝視我的胯下。
十幾分鐘過去，北村豐晴在monitor前左看右看，甚不滿意，他示意服管讓我穿上內褲，於是我將道具內褲套在我的長褲外頭，讓攝影指導看構圖與燈光，但又十幾分鐘過去了，北村豐晴還是不滿意，甚至跑到攝影機底下親自看機器的小mo。接著北村豐晴把我叫了過去，問：「能不能把褲子脫了？不然這樣實在是很難看光。」整個劇組都在等，每分每秒都是錢，我想我應該要解決這個問題，也許換一件比較薄的褲子？於是我走向梳化間打算與服管討論。
一進梳化間，女性製片助理、場記、服管都衝了進來，「不要脫！不要理他！」她們的憤怒令我詫異，原來導演的指令是可以違抗的？原來不是我拖慢了拍攝進度？原來有些事情比電影拍攝更加重要？原來替身身體的使用是有限度的？
因緣際會，攝影指導周宜賢與助導、另一位實習生和我吃飯。
一個晚上，周宜賢傳訊息給我，要我去他房間找他。因為戒心，我找其他實習生一起過去。不久，周宜賢又傳訊息給我，要我單獨去他的房間找他，說他有東西要給我。這次我一個人過去了，原來周宜賢在吃飯言談間知道我沒有抽過大麻，說他這裡有，要讓我吸大麻。
周宜賢拿出他放在底片盒裡的大麻，裝進專門抽大麻的菸斗，遞給我。因為我不會抽菸，立刻嗆到吐出來，周宜賢驚呼：「好可惜！」然後教導我如何吸入，鼓勵我抽大麻。我覺得這麼做「很酷」，在周宜賢的誘導下，我人生第一次成功吸食了大麻。
一起抽大麻的共同秘密，拉近了周宜賢與我的距離。周宜賢開始會找我去他的房間喝酒聊天。當時的周宜賢，剛獲得台北電影節最佳攝影，又是片場的攝影指導，位高權重，我認為能和這樣的前輩一起喝酒聊天很榮幸。
我在拍攝期間單獨去周宜賢飯店下榻的房間喝酒聊天好幾次。周宜賢會和我分享他如何從16歲開始工作的故事，他還拿他的畫冊跟我分享他的畫，我也會拿出我在學校拍攝的作品請他給予指教。因為這一段互動過程，我覺得自己是信任周宜賢的。
2012年9月4日，劇組在台北舉辦殺青酒，我和劇組人員在西門錢櫃續攤，我喝了很多酒。凌晨，周宜賢說他想要和我獨處，我以為他想跟我聊天，我說那我去牽車，於是我們到位於新莊的製片組工作室牽車，但我已經醉到無法騎機車。然後周宜賢叫了計程車，我以為他會帶我去公園之類的地方，但周宜賢一上車就說：「載我們到最近的賓館。」
這個時候我已經感到恐懼了，我這輩子沒有去過賓館，我不確定他會做什麼，但我已經喝醉，而且之前在劇組下榻的飯店房間獨處過那麼多次都沒事，我相信周宜賢的為人，所以我沒有離開。
一進到賓館，我就醉癱在床上。周宜賢把我的衣服全部脫下來，撫摸我的身體，吸吮我的乳頭，揉捏我的屁股，他還說：「這就是二十歲的屁股啊！」
然後，他在我無力抗拒也未同意的情況下趁機性侵。過程我暫時不在這裡敘述，一切已經紀錄在司法筆錄裡。
接下來的整個晚上，周宜賢重複愛撫我的身體，一直到天亮。在離開賓館前，他開心地泡在賓館浴缸，還在問我：「你真的不想要嗎？」離開的時候，我情緒低落、疲憊不堪。
之後的一個月，周宜賢持續聯絡我，說他很喜歡我。當時我們各自有男女朋友，我覺得很錯亂，他是想和我進一步交往嗎？我們是在談戀愛嗎？這一切是正常的嗎？周宜賢對待我的方式，好像我已經是他的地下情人了。那一夜過後，周宜賢很關心我，每天傳訊息、照片給我，和我分享他的生活，表現得像是在和我談戀愛。他的行為令我無法跟他撕破臉。
有一次，周宜賢約我出遊，我赴約了。我一上他的車，周宜賢就舌吻我，我感到詭異，可是我說服自己「我正在談戀愛」，只是他大我很多歲，只是我們在偷情，這是一場不倫戀，只是這樣而已。在陽明山無人的停車場，周宜賢問我：「要做愛嗎？」我拒絕了。然後周宜賢在車上第二次給我吸食了大麻。
9月，暑假結束，我回歸大學校園，周宜賢告訴我：「我有想像過我們交往，但我覺得我們的世界相差太遠了，不可能。」我們停止聯絡。
我花了很多年思索這是一段實習的戀曲嗎？隔年我確診躁鬱症。在此之前，我從未有過精神科就診紀錄，當時可能也沒有意識到躁鬱症與這個事件有關。2017年，我在精神科病房住院期間，被男病友觸碰身體，崩潰大哭，精神科醫生問我為什麼會哭？我說：「因為我以前實習的時候被強暴過。」我才明白，無論大腦再怎麼壓抑，我的身體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被性侵了。
2019年，鈕承澤性侵案爆發，我被觸動，寫下實習的經歷，並未指名道姓。文章被攝助截圖傳給周宜賢，他主動傳訊息向我道歉，承認他當時感受到我並不想跟他做愛，他也感到「尷尬」。我內心非常不舒服，但我不知道我還能怎麼做？
2021年，我在周宜賢臉書上，看他張貼關於他拍攝的《消失的情人節》是否是一部觀念落後而有害「積極同意為身體親密接觸前提」的作品。我覺得他非常噁心。
對於我來說，周宜賢就是一個當下不確認對方意願，就用手指插入對方陰道的人。作為一個首次進入電影劇組的實習生，如果不是周宜賢主動親近，我根本只是把他當作值得敬重的前輩。我以為我是來學習拍片的，沒想到會遭受這樣的對待，實習的經驗徹底摧毀我對影視產業的憧憬。
北村豐晴是一個假公濟私、濫用導演職權的人。表面上使用導演權威、戲劇工作名義，實則對實習生性騷擾。此外，如照片所示，北村豐晴是一個在女主角演出「穿裙子爬牆要落地、意外踩在男主角肩頭，進而讓他看見自己內褲的戲」時，會自告奮勇擔任男主角光替，獲得與女主角身體接觸的導演。
殺青酒當晚，我在酒醉的狀況下，被周宜賢叫計程車載進賓館。當我的衣服被周宜賢脫掉，當下我充滿恐懼、驚嚇、錯愕，從頭到尾，我沒有表達任何「積極同意」的舉動或言語。
在殺青酒後帶喝醉的實習生上賓館，這並不是「約會」，而是「趁機性交」。
周宜賢利用大麻作為誘餌，引誘我靠近他，周宜賢多次要求我單獨去他的房間喝酒聊天，他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、袒露他的脆弱、講出私密話題，刻意營造出「我們很要好」、「我們很親密」、「我們互有好感」的情境，這些都是他刻意鋪墊好的劇情，目的很簡單，就是為了「跟我做愛」。
我相信，身為攝影指導、工作經驗豐富的周宜賢清楚知道，他只要展現自己的知識與經驗，就可能「吃到」一位21歲、初來乍到、不認識任何人的實習生。他明明有女友，卻以「追求」實習生為名，有做愛就是賺到，沒做到也沒有損失。我相信周宜賢非常明白，這一切不需要負任何責任，若發生問題，他可以導向「感情糾紛」，輕鬆脫身。
2012年在《阿嬤的夢中情人》劇組工作過程中，導演北村豐晴、攝影指導周宜賢都曾對我性騷擾。身為一個沒有pay的實習生，我要跟誰說？誰會相信我？我仍有學生身分，我應該向學校申訴？還是依《性別工作平等法》向製片公司申訴？以北村豐晴和周宜賢的資歷，他們只要對其他工作人員散播關於我的負面評價，我在業界的工作就可能被影響，我又該如何為自己發聲？
Me too運動每天洗版的新聞，使我身心二度受創，影響我的工作與生活，甚至因此求助精神科醫師，加重藥物劑量。但Me too運動也使我鼓起勇氣，站出來，去報案，去把事實說出來。
11年前，我沒有說出來，我以為時間會撫平一切，但是沒有。時間沒有讓這個世界變好，時間沒有讓影視產業對女性更友善，性騷擾與性侵害仍層出不窮。受害人為了保住工作選擇沉默，鞏固了這個惡性循環，加害人過得逍遙自在，仍坐享職權之便，因為他們就是吃定我不敢說，吃定說了也沒人會相信我。
現在，我32歲，是個大人了，我想站在我自己身邊，我想站在所有弱勢的人身邊，我想告訴所有遭遇相同經歷的人：「這不是你的錯。」我希望這件事被業界知道，不要有更多女性工作人員受騷擾不敢說，因為大家是自由業，很吃人脈，都不敢講。做電影已經夠辛苦了，我們要讓影視產業環境更安全，才會有更多人才願意投入。
台灣法治觀念相對落後，依現行台灣《刑法》，法官、檢察官會反覆檢視被害人是否「積極抗拒」，但英國、加拿大、美國、瑞典等國法律認定標準則是「被害人是否曾積極同意」。若不曾以言語或身體表達積極同意（即使是沉默或無反應），卻遭受性行為對待，皆視為構成性侵害犯罪。
根據周志建撰寫的《情緒治療》，人在遇到性騷擾、性侵害，或是任何危機的狀況時，除了「戰」與「逃」的反應，更存在著「僵硬」與「討好」，這些都是人類正常的反應。然而臺灣現有法律仍講究「積極抗拒」，導致被害人難以藉由司法實現公平正義。
尊重別人的身體自主權，就不會做出性騷擾與性侵害的事。
多年來，我一直認為這是我的錯，或是說出來只會害自己失業，因此我一直保持沉默。直到透過精神科醫師、心理諮商師、社工、老師多方面幫助，我理解到，自己為什麼被周宜賢性侵後，還會禮貌往來。因為唯有我說服自己那可能是一場戀愛，我才不會因為自己被強暴而精神崩潰。
11年前事發時，我已是個成年人，所以我負起我的責任，吃抗憂鬱藥物、接受心理諮商、去警察局做筆錄，我付出我的代價。
現在，北村豐晴、周宜賢，你們早就成年了，既然當初你們敢做這樣的事，那就承擔你行為的後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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